钱钟书先生说：“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诚哉斯言!然而，对像陆春涛这样将生活与艺术打成一片的艺术家来说，其人其画必不可分。有其人必有其画，论其画而不知其人，可乎?

　　品鉴、评论一个人的画或文章，最好能够做到古人说的“知人论世”。《孟子·万章下》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意思是，绘画、文章都关乎作者本人的生活、思想以及处事阅历，因而只有知其人、论其世，即了解作者的生活思想和创作的时代背景，方能客观准确地解读和读懂作品的用意、旨趣，得其用心。清代学者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亦云：“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故知人论世，“论世”当为先，“知人”次之。丹青墨戏，品鉴作文，亦复如是。

　　我与春涛相识不到两年，却是神交已久，一见如故。观其画想见其为人。不仅因为喜欢其绘画的润泽、空灵与意境，更重要的是，欣赏其为人的豪迈、洒脱与通透。这些年来，画坛商潮涌动，乐坏礼崩，完全没有了章法。一些行画也冠以各种“新摩登”的面孔大行于世，更是鱼目混杂，真假莫辨。春涛很早就下海行商，由商及艺，久经沙场，这些江湖把戏想必看得多了。他浪迹十里洋场，而能心有活水、不滞于物，“依于仁，游于艺”，其洞若观火、拨云见雾、左右逢源的修为与功夫更是令我佩服。

　　春涛是上海人。自幼受到江南水乡文化的熏陶和海上工商文明的磨洗，这是他的艺术赖以成长的文化社会背景。自近代以来，上海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化事件发生的重要现场和新思潮的策源地。也是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冒险家的乐园。近些年来沪上声名鹊起的画家中，陆春涛的绘画探索走过的是一条充满荆棘与冒险的特立独行之路，这条道路弯弯曲曲、时明时暗，并非人挤车多的康庄大道，但途中却不乏意外的发现和惊喜。他的绘画既无传统中国文人画不食人间烟火的“出世”与清高，又非离经叛道、惊世骇俗的前卫与新潮，更不是抱残守阙、泥古不化的闭门造车。但却有一种源自生活的天真、浪漫的诗意和混搭、鲜活的魅力，既秀雅又狂野、既中国又西方、既传统又现代，这是艺术家在当代文化语境下，一种基于“海派”文化传统与文脉的探索和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把他的绘画实践视为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融汇传统与当代的“新海派绘画”。近代以来的上海工商文化性格和由此滋生出来的“海派文化”，这是讨论陆春涛绘画一个方便的门径。但是，艺术家也不是生活与时代的传声筒。所以，任何有关艺术家的谈论和关于其作品的解读，都不应该是其艺术生活与作品的注脚。相反，真正的艺术评论活动应该与它所面对的艺术作品一起，创造一种充满期待的阅读体验。所以，关于陆春涛的绘画，散点式的透视和体悟也许比所谓系统的理论诠释更为体贴。

　　上海与北京，是中国文化的双城。这样的比附，也可以用在台北与香港的关系之间。不过，于后者，我没有体验和研究，无从谈起。近代以来的中国艺坛、文坛，西学东渐，风云突变，群星璀璨，名人辈出。但持论著者多以北京、上海两地论人说事。这是因为，两个城市在中国文化史、艺术史上的地位的确有些特殊，而且风神各异。就像人的性格一般，北京是一国首善之区，兼有北方人的慷慨豪迈和泱泱大国的帝都风范，高手云集、牛人很多。而且，自明清以来就一直贵为皇城，天子脚下的那份优越感和自尊，别的地方很难望其项背。所以，各地文人、画家北上晋京，不但是趋近“中心”的文化认同使然，而且也是成就一生功名的最后一搏。这种情势，即便是在今天的中国，亦无太多改观。早先，齐白石先生的大名，在老家湖南湘潭已经是如雷贯耳，但仍被人讥为”匠人之作“，只是到了京城，才最后完成由一个乡土画师到绘画巨匠的蜕变。这使我想起，清朝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二十一岁的李鸿章，其年入选优贡，奉父亲李文安之命，自老家安徽入京，以应翌年顺天乡试时所作《入都》诗，其豪语云：“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事实上，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现代美术新潮，其始作俑者，也是当时由全国各地进京求学、游学的青年才俊，历史惊人的重合，让人不禁有“今昔是何年?”的感叹。

　　北京的城市性格是农耕文明的映射。与北京的古老深厚与历史烽烟不同，上海，这个1843年开埠，迄今历史不到两百年的城市，开始了魔幻般的变迁。短短数十年间，上海一个普通的滨海小城发展成为中国最具现代性的“第一繁盛商埠”。至20世纪30年代，成为与伦敦、巴黎、纽约、柏林并驾齐驱的世界性大都会。

　　有人说，上海的崛起是一个奇迹，它创造了一种独一无二的都市类型。它不是由传统的中心城市逐渐演变成近代大都市，如伦敦、巴黎;不是在主权完整的情况下形成的移民城市，如纽约;也不是完全在殖民主义者控制下发展起来的新型都市，如加尔各答、香港;而是在中西文化冲撞与交汇的过程中，由中外移民共同缔造的以通商为主要功能的商业巨埠。以通商为主要功能，意味着它已逸出中国传统以政治为首要功能的城市发展模式;而以租界为中心的城市格局又使它明显地区别于中国其他条约口岸城市。就这个意义上讲，上海不独在中国城市史上是一个异数，在世界城市史上亦堪称另类。

　　上海的另类主要还体现在其文化基因的“杂交”和混搭上。这是一种“不中不西”、“不土不洋”的新都市文化。在张爱玲看来，上海人“通”于文理、世故练达，“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在这个不是纯粹西方、也非传统和乡村的中国的混杂空间里，诞生了一种新的都市文化。“海派绘画”就是这种新都市文化的体现。程十发先生曾有“海派无派”的说法，其实这正是海派的一个特点，即海纳百川，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融合中西和古今艺术的精华。故“海派”艺术家多以通古今、中西之变见长。作为当代“海派艺术”的代表性画家之一，陆春涛也不例外。

　　具体到陆春涛的绘画探索来讲，一是，他的创作题材虽以花卉、鸟兽虫鱼为主，但却与传统中国画、特别是“京派”画家中的类似题材不同。体现了一种求变求通的自由意志和包容开放的“海派”文化心态。首先是在形式语言方面，他接受了包括印象主义、表现主义、抽象主义和构成派在内的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响，在色彩、构图、线条和位置的经营等方面都有大胆的探索和突破，比如他的《瓶花》系列，就在中国传统花鸟画与西方静物画的传统之间进行了独具匠心的融合与挪用，造型流畅、色彩华美，具有人间气息。其次，他的部分作品常常采用断章取义和碎片拼贴的手法，任意截取来自古诗词、文学作品的意境，再佐以西方反衬法、结构法、设色法等，在笔法墨法的应用上，简逸而明快，只求意境而略其形式。《花与鸟》系列和《瓷上绘画》系列都有这样一种“我之为我自有我在”(石涛语)的文化气质和艺术追求。这些鲜明的艺术取向，无疑来自“海派文化”的熏染与传承。

　　其二，春涛在绘画的“墨法”与色彩之间用心良苦，颇多发明。他从自创的“色墨”的观念出发，以“墨”求变，确立了自己艺术的现代都市美学观，这种美学观有意识地挑战文人画“重笔墨，轻色彩”的传统观念，和“轻置淡染”、“色不碍墨”的创作法度，出色地将笔墨的沉静典雅与色彩的活泼亮丽融为一体，在充分发挥水墨的渗化晕染特性的同时，更着力于利用色彩的表现力加强画面的整体性和视觉冲击力。他在笔墨与色彩的融合上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诸如“以色破墨”、“以墨破色”和“色墨交浑”等等“变法”，笔墨和色彩几乎充满整个画面，从整体上植入色彩又用墨色制衡画面，传统水墨中背景的“留白”和“计白当黑”，在陆春涛的作品中变成了“留色”和“计色当黑”，但作品却呈现出不加雕饰的真趣，达到了水墨与色彩浑然天成的和谐与单纯。这些探索都体现出一种新都市趣味的美学观，在他的《南国春寒》、《红绡看佛舞》、《花静落幽红》、《春到江南花自开》和《荷塘》系列等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陆春涛对“海派文化”与“海派艺术”的继承、扬弃、批判和发展。

　　此外，春涛的绘画还流露出一种家国河山的文化“乡愁”之恋，这是他艺术创作的主调和底色。他出生于上海郊区崇明岛的一个偏远小镇，后因学艺来到上海这个现代国际大都市。从乡村到城市，这一路的艰辛和漂泊，怎叫人能不起故园之情呢?绵绵不绝的乡愁，一直贯穿于他的作品中，他笔下的那些花鸟、虫鱼，分明就是拟物性的、象征性的“乡村之恋”的载体，正所谓“山水、草木、人物，何处不消魂?”艺术家在其中寄托的是文明的无根伤痛、田园的荒芜和现代城市人无家可归的伤感与对乡土的眷恋。这也是任伯年以来的“海派艺术”一个显著的风格特点：即在古代农耕文明向近代工商文明急剧转型变化的动荡社会潮流中，维系人心的温婉、美好和对田园牧歌诗意生活的向往。

　　他近期创作的《荷塘》系列独树一帜、别开生面，是艺术家艺术创造的一次自我超越。荷花在中国绘画传统中一直是个经典的题材，文人画家多用来抒怀言志，寄托情思。春涛的《荷塘》系列与林风眠先生的《睡莲》相类，采用了一种具有现代感的焦点透视法则，画面具有强烈的纵深感。但这种纵深感不仅是视觉上的，更多是心理上和情感上的，把中国人含蓄、幽静、神秘的感受与意境，通过富有纵深视觉效果的透视手段隐入无尽的时空，令人震撼而神往，回味与缠绵。在意境和情绪的表达上，既思接千载，指向文人画的潇洒幽远，又赋予现代都市生活一种金属感的节奏，传递了一种当下的人文情怀：既温暖又令人惆怅。

　　在近二十年的中国艺术现代性进程中，乡愁、怀旧是潜藏于每一个真诚的艺术家心底的一种思念情绪，一旦远离过去与故土，它便会或急或缓地涌流而出。在春涛的艺术创作中，乡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对亲友、乡亲、同胞的思念，他对崇明故乡的感情之深，体现在百吃不厌的故乡美食上面;第二层次是对故园情景、旧时风景的怀念，他画中的景物和情思无一不是童年乡村生活的回忆和往事再现;第三层次也是最深层的，就是对作为安身立命之根本的历史文化的深情眷恋，对以“海派文化”为代表的新都市文化的自觉认同和再创造，一直是春涛绘画实践努力的一个方向。前两个是其形而下层面，后者则是其形而上层面。在春涛看来，乡愁既是一个时空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首先，乡愁是心理学的概念，它是人类羁旅异域的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其次，乡愁是个地理和距离概念，离故乡愈远乡愁愈浓重强烈。再次，乡愁是个时间概念，乡愁的内容和对象往往是记忆中昨日的人与事。最后，乡愁还是个文化概念。因为有时，“故乡”或故园不仅是狭义上的出生地或是籍贯地，更包括了广义的精神家园，《荷塘》系列就是春涛对精神故乡的追忆和呵护。因为物理外壳上的家，并非人之真正安居的家。真正的安居之所，乃在于那种能安顿灵魂的，文化、精神和心灵的认同和承认的“家”。传统的乡愁往往指向有限的场景、人和事，而春涛艺术中这种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乡愁的所指则是抽象、模糊的意向，或者说是概念上的、象征性的，它并不一定有具体的实指对象。如果说传统怀旧是在寻找乡愁，那么，现代怀旧却正是乡愁本身。

　　春涛重情尚义。豪爽、洒脱，念旧、好玩，广交天下朋友。他好酒而不胜酒力，每饮必醉，有古代文士的遗风，是真正的性情中人、美食家和具有文化乡愁的游子。他在上海的工作室名为“听涛轩”设在市区一栋三十层的高楼上。一次，我来上海，他邀我前往小叙。我们喝着绿茶，往外望去，林立的高楼大厦如同水泥森林，阻断了视野和观看。我回过头来，看见挂在墙上的春涛新作《荷塘》系列，一股暖流和绿意弥漫了全身，仿佛大自然和家园久远的回音。我理解，“听涛”一词所表达的含义，对春涛来说，不仅仅是一种都市文人式的主观臆想和妄念。更重要的，它是一种提醒，一种挥之不去的文化乡愁，也就是的人对自己的心灵和日常生活诗意的悉心守护。滚滚红尘，“五音令人耳聋，五色令人目盲”。都市的喧闹震耳欲聋，故乡的涛声是否依旧?

　　艺海茫茫，潮起潮落。海上听涛，大音希声。这或许就是春涛的绘画实践与生活艺术想要告诉我们的意义。

　　2012年中秋于昆明兽邻庐